新冠病毒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更是世界人民的敌人。在各个国家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全球思想家们也在探讨一个问题：这场空前的灾难，将对未来人类的秩序和思想产生怎样的影响？
新冠病毒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更是世界人民的敌人。在各个国家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全球思想家们也在探讨一个问题：这场空前的灾难，将对未来人类的秩序和思想产生怎样的影响？
近日，欧洲青年学者尤瓦尔·赫拉利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
赫拉利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归功于2016年出版的《未来简史》。赫拉利是以色列人，出生于1976年。他年少成名，善于用全学科的视角来思考人类过去、今天和未来所面临的难题。他的三部曲——《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是过去几年里全球最畅销的社会学普及类系列读物。
在《未来简史》中，赫拉利提到，过去2000多年来，人类面临三大挑战：饥饿、战争和瘟疫，进入21世纪后，这三大难题基本都解决了。但是真实的人类世界似乎比赫拉利的乐观态度要残酷得多。
从SARS到H1N1流感，从埃博拉病毒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在饥饿、战争、瘟疫三大挑战中，至少人类对瘟疫的战争远没有结束，甚至在某些时刻仍然处在非常被动的境地，正如此时此刻。
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中，赫拉利认为人类正面临全球危机，它倒逼政府把原来需要经过多年商议的决策，缩短到几周，甚至几小时内。
这些不成熟的政策，让人类变成了大型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将在未来几年内改变世界，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而在所有重要的选择中，赫拉利认为集权主义监视和公民赋权之间的抉择在今天是最为两难的。
赫拉利提醒人们，以往的监控只是皮肤表面的。比如，你用手指点击某个链接后，政府和大数据公司就能知道你到底看了什么。
但是新冠病毒让监控渗透进了我们的肌肤里。
比如有些政府为了遏制冠状病毒，打算让公民24小时佩戴生物特征识别手环，实时监测我们的体温、血压和心率，然后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知道我们是不是生病了，去过哪里，遇到了谁。
这种监控虽然可以更快地遏制流行病的蔓延，但它具有持续下去的惯性。
比如有些政府会说：“为了遏制第二次新冠病毒的流行，或者为了预防新的埃博拉病毒，公民们还是继续佩戴生物特征识别手环，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吧。”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健康通常会妥协，放弃自己的隐私。
于是政府和大数据公司就可以实时监测我们的生理特征，知道我们为什么大笑，为什么哭泣，为什么生气。我们每个人从生理到心理都将是透明的。
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
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描绘了无比惊悚的一幕：每个人无时不刻不被“电幕”监视与监听着，服从电幕发出的命令。一个人的一颦一笑，哪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逃不过它的法眼。而电幕的背后是极权主义的代言人，叫“老大哥”。
所以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的人生和社会背后也将站着一位无所不在的老大哥？
描述完这一现象，赫拉利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办法同时获得健康和隐私？我们必须在健康和隐私之间二选一吗？
赫拉利提出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百年里，从孟德斯鸠到卢梭，再到罗尔斯，都有过激烈讨论——群体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如何实现一种恐怖的平衡。
我们可以把今天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很多措施视为“暂时措施”。比如封城，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进入一座新城市必须隔离14天。这些措施是短暂的，当疫情稳定的时候，它是可逆的，会被取消。
但是，赫拉利担心的是可能有一些制度和政策，特别是被技术推动的制度和政策，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比如政府和有关部门采集了我们所有的个人数据，等到疫情平复后，这些大数据监测是不是仍然有延续下去的必要？
在大数据、云计算、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包围下，人类又陷入到了秩序和自由之间巨大的矛盾中。
赫拉利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天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去世前就提出，人类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来自外星系，而是来自人类身边日益成熟的机器人。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无非是把这种担忧以更加迫切的方式摆在了人类面前。
其实从个人、组织、国家到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都没有做好应对这个问题的必要准备和方案。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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